文/江小涓 编辑/杨溪
出品 | 腾讯新闻×原子智库
2020年年初突然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令很多人、很多领域都蒙上一层忧虑；对经济、产业、国际格局的悲观声音，四散弥漫。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或者把目光聚焦，对情势的判断可能会颇有不同。
比如，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并曾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多年的江小涓教授就注意到，此次疫情期间数字技术可圈可点的应用、一些数字经济平台巨头的耀眼表现，并对中国未来数字经济发展前途信心满满。毕竟，中国有巨大的市场规模、产业规模和一批在市场之间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优秀数字信息企业。
4月11日，江小涓教授在清华公管院“2020干部培训公益年计划”系列讲座第三讲，发表主题为《后疫情时代的数字经济》演讲。
本期“原子智库”分享这一思考精湛的佳作。
以下为正文：
看数字经济，两条线：一是长期趋势，一个是近期的赋能。
长期趋势，讲4点：一是党和国家格外的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二是新技术会提供发展新的支撑；三是产业互联网发展提出的要求；四是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提出的要求，这是长期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向好的趋势。
近期赋能，也讲四点：一是数字技术在防疫、抗疫中间表现非常优异；二是近期“新基建”概念的加入和比较热捧；三是可以启动新的服务需求；四是在这次防疫中间，企业的能力和价值观有了更多的展现，被更多的公众所了解。
按这两条线，今天跟大家介绍这样7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党和政府格外的重视发展数字经济；第二，数字技术在新冠疫情的防治中确实大展身手；第三，新的技术会拓展新的空间；第四，我们要启动更多的服务消费，都是大家期盼已久的；第五，产业互联网会加快发展；第六，中央要求的服务业、制造业要融合发展；第七，今后数字经济发展中，政府和企业、政府和市场要各归其位，发挥各自应该发挥的作用。
1.政治局集体学习4次是关于数字经济
先看第一个方面，党和国家是格外的重视数字经济发展的。这一届中央政治局到目前为止一共有19次学习，其中4次都直接和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相关。这4次中央政治局学习的内容，一次是大数据战略和数字中国建设，一次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再有一次是全媒体时代媒体的融合发展，最近的一次是2019年10月，讲的是区块链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中央政治局要管国家那么多的大事，4次集体学习，19次中间有4次都和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相关，充分表明，发展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中央一个长期的战略考虑。
除了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之外，中央多次重要的会议、重要的决定，都提到了所谓的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最早在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时候，就提出了要加快5G的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后边历次政治局会议，还有在防疫中间中央开的几次重要会议，都多次提出要加快建设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这样一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国务院对此也做出了多次重要的部署。2019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到，要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技术产业。当年5月份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又提出，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制造业技术进步要有机的结合起来。新近的2020年1月份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又提出，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出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等等。
能够准确的看出，中央对数字经济、数字技术、新一代通信技术发展的要求，始终如一，持续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格外的重视；并不是面对疫情的一个急就章、一个临时的应急决策。
2.数字技术在防疫抗疫中的突出表现
第二，数字技术在防疫、抗疫中的突出表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简单概括归纳，也是两条线：数字技术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作用，在疫情下的社会生活中也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防控中，数字技术在患者诊疗、疫情、地图、人群追踪和分类管理4个方面都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社会生活方面，数字技术在餐饮外卖、在线教育、协同办公和零售电商领域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患者诊疗：数字经济有几个在疫情中才比较成规模应用的新的方面。一是智能医疗机器人在医院的应用，它可以传送很多物品，来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所承受的压力，降低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当然这也是起步和尝试，它替代不了医护。二是智能化的医疗影像分析技术。这提高了速度和诊断的准确率，阿里、腾讯、华为这些大的科技平台企业在这方面都做得很好。三是远程医疗，特别有5G——其实有的也不一定是5G——为在线专家的远程会诊创造了条件，解决了疫区专家资源不均匀和安全性的问题，这次用的频率还是很高的。
疫情地图：可视化地显示疫情、全球实时动态确诊。现在很多城市，点开以后可以知道今天新确诊的病例在哪里、他去过哪里，追踪非常详细，也非常有用。
人群追踪：你乘坐过哪趟交通工具，这趟工具上是不是有过确诊和疑似病例。自己录入进去以后就可以查询，也是非常高效、很有用的一种用途。另外，可以分类管理，比较典型的就是健康码。公众在线申报健康信息以后，可以生成绿、黄和红色的码，来展示这个个体带病或者疑似或者是风险高低。健康码这次应用非常广泛，应用人群大概已经接近10亿人了，所以是很有效的一个管理办法。
这是数字技术在助力疫情防控中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的几个方面。同时，数字技术在保障社会运转方面，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一是在线教育：这次通通推迟开学，但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如果完全在家不能正常按节奏进行课程教育，还是会非常焦急，后续带来的问题也会很多。所以大中小学都开始进行远程授课。特别是钉钉，对中小学教育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它支持了各种创新的在线教育模式。一个数据讲，3月11号，全国有14万所学校、290万个班级是在钉钉开课的，覆盖了1.2亿名学生，有350万名教师在钉钉当起了主播来上课。
二是外卖：外卖特别是“美团”、“饿了吗”这些大的外卖集团，这次为保障老百姓的生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让隔离在家的民众有饭吃，有必需的物品来用，也把宝贵的医疗资源配送到了医院和病人。由于外卖量增加，疫情发生后，在那么多企业裁员的情况下，美团新招聘了33万多名骑手。
三是零售电商：确实推动了无接触购物和配送，缓解了疫情对大家日常正常生活的影响。我本人也经常用每日优鲜，它交易额大概是平时的两倍；家乐福“到家”业务的订单同比增长了将近6倍。我相信在线的每一位同事，在疫情中间，一定对保障日常生活运转的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会有深刻的印象。
四是远程协同办公：复工以后，很多企业是不能够满额到场来办公的，所以科技企业提供的远程办公视频会议，降低了人群集聚的风险。像我们学校，像我们学院，主要还是采取网络会议的形式。“腾讯会议”的用户成倍增长，到3月底，日活跃账户数超过了1000万。当然，会开的太方便了，也有问题——我们平常开会也不那么容易，大家都得到现场；现在，无论何时，说开就开，大家也有点感到不适应，有时候对我们正常的生活节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光大家熟悉的这些——外卖、会议、教学等等，数字企业还在不断的创新之中。
比如，刚刚开始开放一些景点，美团和景联会（中国景区协会联合会）共同发布了一个防疫标准，符合标准的景区，在它的页面上就会标注为“安心玩”景区。清明节期间，“安心玩”景区收获的客流量，是非安心玩景区客流量的2.1倍，它给公众了一个防疫的标准。另外，它和饭店协会联合推出了防疫标准，注明了“安心住”的酒店。也是在清明节期间，“安心住”酒店的间/夜量是非安心住酒店的1.6倍，参加“安心住”民宿的房源订单，实现了40%的增长，是非安心住民宿房源的1.7倍。这都是这些大的数字技术企业，根据当前防疫、复工正常生活的需要，不断创新、不断开发消费者需要的新产品。
疫情期间，除了保证我们国内民众正常生活工作之外，这些企业还向全球展示了中国数字企业的优秀度和责任感。比如，钉钉它被联合国推荐给学生，全球的学生和老师进行远程学习——他推荐了多款远程学习的可用软件，钉钉排第一。上个月，腾讯又被联合国作为提供远程通讯支持的首选平台。
3.新技术拓展了新的空间
第三，新技术拓展了新的空间。其实就讲到5G的应用到底如何来拓展下一步的数字产业、数字生活。在疫情之前，可以说最近两年多，整个数字经济的发展其实就是有减力的趋势——总体上还在增长（有些也不增长了），但增长的速度和势能有所减缓。这表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从市场来讲，最近一年多，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和上网时长的增长出现了明显减缓，有停滞的趋势。用户数和单个用户数上网时长相乘，是国民的线上总时间，这其实就是数字服务企业的市场规模。
简单的看几个数字：移动互联网上网人数出现了停滞，大概在去年年中到达过一个高点，实际上活跃用户数是下降的，最近几个月才刚刚开始走平，但总数的增长现在看来比较困难——当然，再往下走也不可能，用户也很难再减。移动互联网人均上网时长也出现了停滞的趋势：从2008年开始，中国人均上网的时长是一个非常陡的上升趋势，大概在2016年开始这个趋势就比较平滑，从去年年初开始，人均上网时长绝大多数都是停滞的，过去半年略有上升，但也非常平，大概6小时左右，最高我们到过6.3，现在是6.2，这就是我们互联网上网的一个人均时长的表现。
二、从供给侧看，互联网新产品的表现总体比较贫乏。和前些年相比，我们期待了好几年的无人驾驶、量子计算、3D打印、机器人，都还没有真正消费级应用的突破，放不了量。
三、国内外多数互联网企业业绩平平，甚至下滑，股市表现也不佳——不是所有的都如此，但总体看，这个趋势还是很明显。
出现这种数字经济发展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4G技术上的支持之下互联网能够支持的产品，需求已经比较充分的饱和——新一轮发展，都是需要新的技术来支撑。
新产品的出现，特别是巨头们再三讲的“移动互联网进入下半场”——消费互联网是上半场，生产互联网是下半场。巨头们希望进入下半场，但还没见到那种希望的热闹场面，原因还是目前技术支撑不够。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连接的内容、性质，是很不相同的。产业互联网连接的是一个一个很不同的专业部门，它是一道一道的崇山峻岭，每个山头、每个行业的特点是不一样的。消费互联网连接的是需求很相似的消费者，一个互联网面对C端消费者的平台，它是一马平川，对所有的消费者都适用，它连接的内容不一样。消费互联网主要连接的是信息，产业互联网连接的是信息加设备的实时状态，就是物联网，需要的通信能力和计算能力都是消费互联网不可相比的。
举个例子，无人驾驶：一辆车接受的信息要非常及时，汽车时速80公里时，如果时间延迟一秒，这车就跑出去了22米，可以想象在面对紧急情况的时候，必定有交通事故发生。如果它的延迟可以在毫秒级别，同样的时速，它只跑出去几厘米——这样的无人驾驶安全的保障，是可以被公众所接受的。它一定需要一个很低很低的时间延迟的保证。所以，移动互联网下半场需要的技术保证是不一样的。
数字产品的革命性创新，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支撑？讲两个最基本的：一类是要有支撑移动物联网大规模实时连接的能力，因为有海量的机器类通讯、有很多传感器的高密度分布。这类最典型的，就是智慧城市建设。另外一类是，对时间要求非常准确、及时的这些行业来讲，是需要超高可靠性、绝对不能出问题，时间延迟非常低通信能力，这样做才能够满足很多行业更高标准的要求。比如工业生产线上对机器操作的精准，比如远程手术需要的这种精准度，以及无人驾驶所要求的。
从新产业互联网新的消费所需要的技术支撑来看，5G的应用前景，的确是激动人心的，还是非常可以期待的。
这时候，再回头看“新基建”。“新基建”的概念，从2018年中央经济会议提出之后，现在大概集中在这几个方面：5G网络建设、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最近又加上了数据中心建设。从支撑数字经济下半场的角度看，5G和5G+产业确实具有基础。我本人还是认可这一轮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的。
“新基建”到底规模有多大？这也是大家争论的问题。讲基础设施建设，只讲方向，不讲数量，有时候是没有意义的。到底规模有多大？我本人没有研究，就转述一些我觉得较为重要的研究。
一个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这是工信部下边的一个机构）的报告：未来5年，2020～2025年，5G商用将直接带动中国10.6万亿（人民币）的经济总产出，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24.8万亿；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创造3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
还有一个是国际上多家咨询公司进行了综合的预测，但是对具体产品来讲的：如果2019年以后5G能够全面部署，到2025年，5G手机可能会累计达到50亿部，基站建设会达到650万个。
总的来讲，从这些权威机构的算法来看，5G信息基础建设和它带动的后续消费，数量还是可观的。
这虽然不是我算的，大家也就姑且听一听，但是我相信下边这几条：
一是中国有优势、有好几个方面的优势。首先，有应用5G的很强的能力：中国是提前部署、加快部署的，全国的5G基站建设规模已经接近16万个；已经有50个城市开启了5G商用；中国移动一家运营商的5G套餐用户已达到了1000万人。另外，中国云数据中心资源的供给，比如阿里云，已经是全球第四大的云服务提供商了；全球500个超强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中，32%来自中国，仅次于美国的37%。这也是中美差距可以量化中一个差距很小的领域了。还有，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也很快。我们的大的平台企业，在5G应用非常相关的领域，都是比较领先的——比如人脸识别、智能语音、智能终端、行业、应用这些领域，都已经有一些国家级的开放性的创新平台在加紧建设和运作。
其次，中国有巨量的消费者和大规模的产业基础。这个很重要。因为数字经济初始投资很多、但扩展用户规模的边际成本非常低，所以它有非常清晰的规模经济的优势。而中国的巨量消费者能支撑多个巨型平台的存在，可以同时达到规模经济的效应，达到范围经济的效益，也达到竞争效应，还能同时实现多样化。我们产品的迭代是非常迅速的，这也是我们一个很明显的优势。因为平台性企业规模不够大，它就没有竞争力。如果对一个市场不够大的用户群体来讲，达到规模效应以后，它会排除竞争者，所以又达不到竞争的效应。因此，对中国这样一个巨量消费者的国家来讲，仅国内的市场就可以允许多个巨型平台的存在。
二是我们有很大规模的实体产业，它能够支持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因为产业互联网是在一个一个领域做，如果产业规模不够大，平台服务的用户不够多，从商业化运作角度讲，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因为平台的建设费用很高。中国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平台，能连接非常多的产业、企业和设备，使这个产业互联网的平台，在成本和效益方面是一个可行的选项。大规模的实体产业还能支持生产服务性非常专业化的、数字化的发展——主要还是能够提供可观的用户。
比如深圳就有超过6000家工业设计机构，能够提供非常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以电子信息产品、手机为例，做方案设计的、做外壳设计的、做外观设计的、做板面颜色设计的、做电路设计的、结构设计的、主板设计……就是它可以把一个不太大的产品分工得非常细，越细、专业化程度越高，越细、经济效率也好。分工细了以后，它只做一点点单品的价值量是不高的，所以它需要放量，需要有规模。所以，背后有一个大的产业支持，专业服务商就可以变得非常丰富、非常深入、非常细化。
再往后，我们有大数据、有机器学习，机器学习需要巨量的数据不断地输入，它才能够来学习。中国在任何一个平台上，在制造业平台上，我们大家可以录入的供机器学习的数据，应该都是全球最大的，这也是我们的优势。
我们还有什么优势呢？专业化的服务。比如，办公座椅这么一个非常聚焦的很具象的产品，中国的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了600亿，全球80%的办公座椅是中国生产的。有了这么大的生产商，设计商就可以很专业化。
我去年去了一下光明家具，这是中国很老牌的一个企业，它每一个系列的家具，背后是一组设计商，时尚的、兼顾的、传统中式的、非常西方现代的，有不同的系列，每一个系列后边不是一个设计商，是一个体系的设计商。甚至有的椅子只设计椅背的舒适度，也可以要专门的设计商。所以，有了非常大规模的用户之后，生产服务企业可以做得非常专业化。
我们有一个专家，王晓红女士，专门做设计行业研究，研究了很多很细的案例，非常有意义。她提供了一个专门做办公用椅一类的设计商——米朗设计。作为一个专业的设计商，她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她需要为客户提供什么样细致的分工的匹配。确实，对这样企业来讲，它如果只对一两家制造企业，它达不到一个企业生存的数量标准，那么这个企业直接面对几十家座椅的生产商来提供设计，所以她非常专业，做得非常好，产品工具的迭代、软件的迭代，都可以做得非常快。
中国还有一个优势：有一批好企业。真正数字时代，好企业是整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础。它不光有能力，还有价值观。在这次疫情危机中间，由于对网络空间的需求升级非常快，这些企业都是几天几十天时间，几乎天天在更新版本，天天在加速工作。
比如“腾讯会议”，它也赶的很巧，是去年12月刚上线的，就赶上了这一次大规模的应用。它上线以后保持着非常快速的迭代，100天更新了20个版本，8天能够扩容超过十万台云主机。再比如钉钉，为了满足中小学在线教育的需要，持续升级了在线课堂的直播功能，把它支持直播、录播混合式的创新教学。在中小学开课以后，在阿里云也扩容了十万台的云服务器。这些企业大概已经不是996了，这些同事会非常辛苦的工作——为全国民众提供一个特殊时期比较正常的可以运行的生产、生活、学习环境。所以，中国有这样一批好的企业，既展示了能力，也展示了它们的价值观。
还有一个，企业向全球展示了中国数字企业的优秀度和责任感。有一批湖南的援鄂医疗队，他陆续撤回去了。但随着我们国内疫情的平稳和下降，全世界的疫情在爆发，那么国外的医院和医生对怎么应对新冠肺炎，他的经验积累是不够的，特别需要中国的援助，但显然我们远程去人的话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这样，马云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阿里健康和钉钉，就搭建了一个国际医生交流中心，非常快。
援鄂医疗队往回撤的同时，他们就在做这件事情，让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医护工作者，能够实时交流最新的疫情防控的临床经验。而且他们用数字化的方式，支持11种语言——AR翻译。这样他的交流才可以没有障碍。各国的医务工作者既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和中国医生一对一的交流，也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参加我们医院的分享直播课堂。这个效果很明显在国际上受到了广泛的赞誉。
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马云跟我说的时候，我还很不像话地问了一句：你这收费吗？马云说，我这是救命，我收什么费，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全球是一个共同体。这确实在全球展示了我们企业的责任感和能力。中国有一批这样的好企业，有这种胸怀、有这种情怀，将来的发展是应该很有前景的。
再回头看一下，新基建也罢，5G产业也罢，新一代数字经济也罢，将来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前景？
先说基本定义。数字经济有两种形态：一种是5G产业化，5G的手机、5G的基站和5G应用中间的一些发展；另一种是产业+5G。比如，教育行业是存在的，有了5G以后，有了新的教育的形态出现。
这张图是对美国2016年数字经济所占比重的一个估计，差别非常大，BEA算的大概只有6.5%；中国信通院算的，大概超过58；这是麦肯锡算的，它算法上有点差别，就是只算5G产业，还是把产业和产业+5G两种都算上。纯粹的5G产业，它的比重很低，满口径的5G产业和产业+5G，比重是很高的。总体上来看，在数字产业经济时代，两种类型的产业加5G——就是产业和其他各类产业+5G技术应用——前景是更广泛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大家可以对新一代技术基础之上的数字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很好的、乐观的预期。
在5G技术加持下，产业+5G的空间就很大了，我们数字消费应用有新的前景，产业互联网的应用有非常广泛的前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也有很好的前景，公共服务的应用也有很好的前景……我们有很多方面有产业+5G的空间。这是新一代技术基础，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下一步发展的支撑。
4.在5G加持下的数字消费
第四，在5G加持下，中国可以启动更多的数字消费了。大量的新机遇出现了：首先，技术发展支持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双轮驱动，很多百亿级、千亿级的消费，可望实现商业化了。其次，疫情培养了消费者的新消费习惯了。现在网络学习、网络会议、网络医疗、网络办公等，大家都已经非常适应了。我相信在疫情过后，有很多会议会被网络形态所替代。
另外，和疫情之前相比，政府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这其实是一次非设计的广泛实验，假如没有这样一个情景，这种实验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想象清华大学全部上网课，在此前我们完全不能想象这样一种场景。我们也不能想象全国的中小学生用钉钉来上课。所以，在这次疫情中，通过非设计一种新型实验之后，各个层面对创造出新的应用形态接受程度更高，想象力更酷，想象空间更大了。因此，我们数字服务有大量的新的机遇。
举例而言，一是远程互动网络教育。在非5G条件下，我们也有远程教育，但基本是单向的，老师上课学生在远途听，很难做到互动交流，特别是点对点的交流；现在有了5G之后，老师可以教，学生可以问，学生之间可以讨论，可以直接对人。这样的教学，才有了现场教学的意义。如果教学没有互动，那就是满堂灌，那不是现代教育的体现。在5G之后，这种最后一公里多点互动、往返互动的远程教学模式，就能轻松实现了。
二是远程医疗的诊断和治疗，也有一定的可能实现了。现在的互联网医疗，大部分就是问诊，其实就是一个信息的交流；有了5G之后，可以实时远端的诊断，可以给他做检查。将来想象的空间是，可以远距离做手术，医生在这一端操纵，那边医疗器械可以在远端来做——当然这需要的东西更多，不单单是一个通讯能力就能够做到，但有了这样的通讯能力，这个情景才可以想象出来。
体育的新形态也会有很多。现在有现场的体育，互联网上有些像电竞一类的体育，将来体育可以有一种新的智能体育的形态。像我们戴一个头盔在现场，你骑车然后你就想象我要到任何一条赛道上去骑车，你感觉到你那个车蹬地面的感觉、坡度、弯度和你在现场骑是一样的，你在现场是什么表现，他就好像你真实的在当场骑行的表现。除了单人骑，还可以多人骑，可以比赛。智能体育的空间想象也是很大的。除了有很大的场地去做这些体育活动之外，在很小的场地运动，但是你就会感觉出来任何想象中一个室外场景的运动。
音乐消费。远程音乐，特别是大型多乐手合作，比如交响音乐会，对时间的要求一点都不能马虎。去年，音乐家在世界各地通过5G网络试了一场音乐会，叫《巴赫C小调前奏曲》。这些乐手分别在世界各地，德国、西班牙、蒙古、瑞典、美国和日本，声音同步传输……我们大家可以听到这样高精度的音乐会，我们在世界各地通过5G音乐，任何异地听都没有一点违和感，没有一点的时间延迟。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将来类似这样文化活动的举办，所有的乐手在中国，在世界请一个顶级音乐家，他在外地通过一个大屏幕展现以后，可完全加入到现场的演出中间……可以想象能创造出来的这种空间有多大。
我大概举了一些在5G加持下，真正的消费对C端的这种数字经济的应用，还有很大很大的空间，并举了几个例子，有教育、有医疗、有文化、有体育。其实还有更多，时间原因，就不讲了。
5.产业互联网前景广阔：猪八戒网的突破
第五，在新一代通信技术之下，中国产业互联网前景很广阔。前面我们讲了，产业互联网需要的通信量、计算量，和消费互联网是完全不一样的，最主要的还是它有物联网概念的加入。
消费端互联网和产业端互联网，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举4个方面,其实下面3个方面没什么太大的差别。数字化营销，无非就是把广告推给消费者，还是把广告推给企业，它就是一个往后延伸的问题。数字化交易，无非是用支付宝来交易，还是用企业的电子化交易来做。物流也是，我们天天看定的外卖、定的淘宝物品到哪了，企业也是看他们定的物资到哪里了。这3点其实差别不是很大。差别最大的还是在数字化平台本身。
无论淘宝、无论天猫、无论京东，它有一个数字化平台，对所有的企业、对所有的消费者、对C端，都是可用的。但对产业互联网来讲，这个平台是千差万别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纺织企业用的数字化的产业互联网，可以用到汽车企业、可以用到其它类型的产业。连接物联网的设备以后，它要实时知道，比如旋转类设备的转速、力度、热度，能展示它是不是正常工作的所有参数，都是要时时被录入的，所以它需要的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差别也是很大的。对于产业互联网这样的数据连接的计算量和通信量来讲，没有一个更新一代的网络通信技术是做不到的。
现在到底产业互联网怎么分类，很不一样，我挑了一个最简单、相对好理解的，就是一个示意。产业互联网大概有这么几类的平台：
一类叫短链平台，可能就是企业内部的一个生产管理，它是很局限在一个生产的全部过程中间的，基本原理是把传感器采集到的——这是中国通信技术研究院提供的案例，就是科技企业石油钻井的一个互联网平台，它要把传感器采集到的旋转类，它往下钻机，它的振动信号、温度信号传到现场的数据采集站，再传到智能健康管理系统来分析数据，它要做什么？就是到底钻头的工作正常不正常？健康不健康？这样，它要有及早地维护更换结果要出来，它要有效地预防非计划的停机。总之，它是对生产的全部过程本身采集数据和进行控制的一个系统。
另一类是中链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它就向用户的终端服务延伸了，比较经典的，那些大型设备在远端控制的。比如工程机械，是徐工生产的，但它在世界各地运转，这些设备是不是运转正常？部件是不是要换了？它是不是该停该开？我们大家可以通过远端的产业互联网来加以控制，实现自动的启停，可以控制部件的损耗，可以判断设备的健康状况，也可以智能的对零配件进行管理，它可以一直延伸到最终设备的使用端去。
还有一类就叫长链平台。它是协同全过程资源配置的一个平台。也举个例子，大杨集团，在辽宁大连，我去年去了一下。当时我跟工信部的同志讲，我想看一个智能化程度最高的企业，结果他给我介绍了这个企业。我当时有点吃惊，我说那也是一个工业很发达的城市，传统的制造、服装制造企业是最劳动密集型的，它非常难用设备来替代人工的操作。工信部的同志说，这个企业非常特殊，它是工信部智能化制造的一个示范企业。我去了一看，真是大开眼界，多少年以前我做工业研究，看过太多的制造企业，现在的企业完全不一样了。
大杨集团是全球最大的西装定制企业——其实在中国来讲，纺织行业，你只要中国最大，它就是全球最大，它是定制，它不是批量生产工装的。定制是非常昂贵的一种生产过程。他们以工厂的智能化改造为手段，实现多品种、小批量、高品质、快速反应的定制化生产模式。而且他还正在建设一个单裁定制智能化系统，就一件一件的做，来做这样的定制工厂。这个工厂如果不能智能化，它生产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这是在企业现场拍的图，这是一个3D量体——它在全世界有20多个可以量体定衣的点，比较理想的就是两方一接，用户在3D这儿站了以后，他们这边就可以把所有的数据采集下来。这个企业的老板是个女同志，非常有眼光。她就说，现在就是通讯的通量不够，经常就会卡。所以她们现在的做法，经常就是这台设备在远端，也要有那边的人量出来以后传回来，还没有真正做到远端实时定制。如果将来5G技术上来，可能就不用那么费事了，客户往这一站，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就可以采集到他所有的数据。
所以，这个企业是一个高度智能化的工厂，从它原料采购到出厂，它恨不得从棉花怎么种都想知道，从产链回到企业的采购端，然后到生产端，然后到客户端，是一个全链的、智能的产业互联网的平台。
这个企业还很有意思，它建了一个智能化的管理体系——如果没有足够规模，这个管理体系的建立是非常昂贵的——每一个工序怎么做，都要做非常多的工作，它又是小批量，不断的在变换产品的类型。它做了一个据说是中国、也是全球最好的纺织行业的智能化的制造体系。它企业所有的车间都会展示整个生产进展的情况。这真还是一个劳动密集的企业，没问题，到车间看人很多，但同时又是一个高度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产业。这真是很出乎意料的。
6.制造、服务业融合发展：生意帮会颠覆企业形态吗？
第六，5G之后或者新一代通信技术之后，促进服务业、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问题。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痛点：制造业比重下降得比较快，一直有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分。中央、国务院也多次讲要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实际上现代经济是一个高度融合的经济，有时候很难区分。像刚刚讲的中链平台，制造企业一直延伸到远端的客户服务。然后长链平台就更不用讲了，它又往前延伸到所有的供应链上去，那么它是哪类企业呢？我们现在经常讲服务型制造商和制造型服务商，其实它一定是一个融合的企业，它都是在现代数字技术下，数字技术发展就能提供更多的生产性服务、专业的生产性服务。一个，它能促进制造业更高效的发展和快速的迭代；另外，它能促进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发展。这也是新技术条件下可以期待的一种前景。
还是举例子：猪八戒网。可能消费者听得不太多，但这个企业是一个挺大的企业，平台的规模相当大，他做什么呢？他给生产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业生产性服务。开办企业的时候需要做什么？需要创建，需要注册、需要取名、需要品牌设计、需要设计logo、需要文案、需要向社会推介。在企业中间生产的时候，需要钱、需要专利、需要商标、需要版权、需要交税。企业运转，可能需要IT系统，需要很多东西；然后你的特色服务，你可能装饰装修，你可能开国际会议需要翻译。对于中小企业来讲，自己做这么多的服务，一定水平很低，效率也很差。因为你雇不起那么高的专业的人。猪八戒网可以用专业化的人，来提供给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大大小小各种类型的生产性服务。这个企业在重庆，在那个地方，能产生出来全球最大的平台化的生产性服务企业。它有多大规模呢？总注册数是2200万。
为什么叫它是大型的生产性服务平台呢？它共享的人才数——就是服务商， 1000多万，雇主的企业1000多万。它开店的服务商，是企业——有点像天猫，上去的是企业；淘宝，上去的是个体——有1200余万家；已经有10多万个人在平台上，由于各种生产性服务到位，被孵化成公司了。它的业务量大概都是这么大的量：1000多万服务商是为1000多万个买方、雇主方提供服务。它能提供1000多种生产性服务，给300多万户企业设计了品牌，给100多万户企业设计了logo，给180多万户提供了营销服务。给企业做IT系统的有80多万次，提供知识产权服务120多万次。
想象一下，如果中国不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一个规模的实体经济，这样的专业化的服务平台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规模的。淘宝、京东这样to C端的平台，客户群是我们13亿人。那么，这样的生产性服务企业，面对的是我们整个的制造业、整个的农业、整个的实体经济。一定要巨大规模的实体经济存在、企业存在，这种企业的生产性平台，它能够做到这么大。
这是大型平台化的生产性服务提供商，这是一类专业化服务。还有挺多的，比如提供云端多种服务的生产性平台。航天云是中国比较早的一个平台，它想的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各类各种各样的生产性服务都可以提供。它上面有很多的开发设计的工具软件，小企业有能力开发自己的软件或者智能系统，你可以上平台，用它的基础工具平台，然后开发。它这种能力非常强——还是这样，用户足够多，这种平台才有价值，它也是面对大生产的开发商。
还有一类企业很有意思，比如杭州捷配。它做印刷线路板，给印刷线路板打样——打样环节可能要打几次，也可能要打十几次，实际上就是做个样品看一看。一个企业打样，很分散、很零散，单价也不高，但量很大，时效要求又很高，它是一个研发级的、设计级的订单。这个企业就专业给全球只做这一件事，你可以想象它的专业化程度有多高。它把过去需要5天才能完成的样品生产缩短到了24小时，原来需要300块钱，现在只需要30块钱。它需要背对一个巨大的产业规模，做小批量低价位的生产，它可以做到一个全球化的大企业。
还有一个企业，叫生意帮，宁波的。它非常有特色，是一个社会化组织生产的企业，此前没有过，据说在全球也没有，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企业。它利用宁波、江苏产业群特别密集的特点——就是中小企业非常多的产业群，小企业的特点是，生产不均匀，来一单就生产，可能过一段时间，没有订单了，设备就闲置了。
可能在同一时间，很多企业、每个企业中间会有一些闲置设备，“生意帮”就利用这样一个背景来做一种业务：接单以后，向区域内的这些小企业询问，我需要的设备谁有空闲？再把这些设备组织起来。它有空闲以后，就现场组织一条，我们叫云端工厂，然后来生产一个专门的产品，生产完以后，云工厂现场解散；接了新单，需要什么设备怎么匹配，再新组织一个。
这是它去年接的一个单，中国一个共享自行车企业，要到海外推广，所以它要得很紧，它要做一个共享自行车车牌，那车牌有技术含量的，它要扫码、解码、收费、停车等等。这个企业就询单，说需要在50天内生产470万个新型车牌。没有企业能接，这个单要的太快，而且新型车牌的生产不是一个传统项目。这时候，生意帮的工程师就开始接下来，发现小批量的生产，生产完以后，他觉得产品质量可以，他就开始组织云生产线了：他组织了56家工厂、153台闲置设备，因为设备闲着也是闲着，给他用要价就比较低，然后他就开始生产。他大概40多天就把这些产品生产完了。生产完以后，没有新的增量订单以后解散，工厂不要了，下次来了新的订单，需要什么设备，需要多少，再现场组织。这也需要背靠一个很大区域内的产业集群。
刚才举了几个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在数字技术的条件下，面对大规模的制造产业，能够做什么样新的服务。
说句题外话，后面两个案例，一个是做印刷线路板的，一个是生意帮，这两个案例特别有经济学价值，对做经济学研究的，它确实意义太重大了。马克思、斯密都讲过分工的重要性——就是分工在多个企业生产，专业化程度很高会带来什么可能？美国的科斯教授，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道理，他说为什么要有企业呢？机器设备社会化的来组织生产，不是更好吗？企业一旦组织起来，在企业里边，有可能你接不到单以后，这个设备就会被闲置。而且你在企业里边有可能他专业化程度不够高，设备不能够专门针对一种非常细的产品来生产。你不可能有满负荷生产能力的使用，也不能够有足够的生产弹性。生产量大了，就把它变成一个大企业，生产量小了，变成一个小企业，是不可能的。他弹性也不够，因为他专业化也不够，是吧？
为什么要有企业呢？科斯就提出了一个概念交易成本，他说社会化组织生产的交易成本太高，我要搜索哪有现成的设备，我要知道这个企业他有设备，他的信誉高不高？他上一单做的怎么样？他是不是一个可信的企业？我不知道他的信任怎么样，我怎么匹配那么多的设备在一起，同时来完成一个生产过程？他说社会化组织资源的交易成本太高，所以要有企业。假如交易成本为零，企业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化生产组织方式。
我们现在问一下，数字经济时代、搜索成本、信任成本、匹配成本都大大降低之后，也许企业的组织形态会发生大面积的变化。如果5G类似这样的信息技术发展，这还很遥远，我们等着瞧就是了，但是我想它应该会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出现。
7.政府、市场各归其位
最后，市场和政府在中间要各归其位。这也是大家争论的一个焦点，无论新经济也罢，无论今后的数字经济也罢，大家各自干什么。在新一轮数字经济中，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要发挥主导作用，这是我的基本观点。
有这几个道理：一，新基建和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性。那种创新、那种迭代的速度，那种脑洞大开的想象力，很难讲政府要事先做出一种规划和计划来，它一定要更加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二，我们非常相信，这个领域中企业，能力都是从市场中拼杀出来的，有很好的综合能力和眼光。三，中国这些企业已经有足够的力量了，都是世界级的大企业了。在新一轮数字经济发展中，一定能够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
在企业很强大的情况下，政府做什么？政府站在旁边看。它怎么弥补市场的不足？这时候的市场不足和数字经济时代之前的市场不足，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看全球市值前十大公司的变迁：前20年没有中国的，2010年中国有几家，石油、银行；但现在进入前十大的公司，中国有两家都是数字信息企业。所以，中国有全球最好的数字企业、市场中间拼杀出来的企业，他们的能力一定是很强的。
我们刚才讲企业为主导、市场为主导，他们能够做中国下一代数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事情的时候，政府干什么？政府一定要理解，在数字经济时代对治理的需求，对政府该做什么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数字时代数字产业和产业数字化已经成了主导产业的核心增长点，治理要干什么呢？
第一，在那些传统的统计数据之外，一定要关心数字企业、能够展示数字企业发展的一些统计数字。这个，最近几次中央重要会议上都提出了，要加大对新经济指标的统计和使用。
第二，万物互联时代，一定是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时代，不要争制造业优先，还是服务业优先。其实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给一个中性政策，它一定是融合发展的。最后争出来，这个文件讲制造业优先，下一个文件讲讲服务业优先，第三个文件就讲制造业、服务业都要发展，最后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其实时代变了。
另外，大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很强，但是应用场景，企业是不可以控制的。什么含义呢？以前为什么政府要做研发呢？因为研发风险高，不确定性强，投资多，企业不愿意做。所以，这时候政府要做研发，企业在产业链上把它应用。现在，那么多的大企业，他们投资做新一代数字技术研发的能力不比大院大所差，特别在应用层面。但他们做出来以后，落地落不了。它需要和教育系统连接，它需要和医疗系统连接，它需要和政府治理和城市治理连接，应用场景的落地权力在政府手上。所以，这时候技术开发政策可以交给企业，政府提供更多的应用场景。政府要有管控，合理管控下，把这些应用场景能提供给市场和企业，这是政府该做的事情。
再者，产业的优势来自于大市场的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并存。这时候产业组织政策，就不能说企业大就一定有问题，企业大它有规模经济；但也不能说大企业政府就不管了。当企业最大没有监管的时候，企业作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这两者中间找好平衡，是一个非常新的挑战，也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最后，产业互联网的发展需要很多公共产品，政府的公共机构就应该提供或者购买这些产品来为市场服务。产业互联网要连接万物，每一个入网的这个物品，必须要给它命名，要把它勾画出来，它是一个什么东西？这样才有可能全网来通用。所以它需要一个身份证，现在产业互联网有一个基础建设，叫标示解析体系。就是每一个入网的东西，要给它命一个名、给它一个身份证。你可以想象，中国产业互联网要连接的东西有多少？中国信通院，它是工信部下边的一个机构，是一个公共机构，它就来承担这个公共服务。比如，它就要给海尔的一个产品命名了，这是它的一个解析系统，它用这样一些数码来把这个产品在物联网中能给它唯一的标识出来。完成类似的标识，光信通院一家已经超过20亿个。这个从企业来讲是非常困难的，它是一个产业互联网发展的公共产品，政府多做点这样的事情。
除了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之外，数字技术的治理也是一个突出问题。对人的面部识别，在这次疫情防控中间还是发挥了作用，有很多好的作用——比如寻找走失的儿童，自从阿里推出儿童防走失系统之后，基本上很难再走失了，很快就被找到。另外，面部识别，可以无人机抓拍违章。这也很有意思，张学友的音乐会，开一次抓几个逃犯，把那种需要识别的要抓的人，能把他识别出来。但是，面部识别技术也可以被非常不当的使用，比如它可以微型武器，把想找的人放进去以后，它到处去找你，能够最终靠面部识别技术来精准攻击。就这种技术的应用有好的，也可能有很不好的，需要共同来想一个很好的治理措施，这是政府该做的事情。
防疫中间，我们对很多技术的使用、对于数字技术的使用，有正向的作用。很多国家都允许临时条款，因为在国外，对个人数据的保护是非常严格的。但是在疫情中间，大家认为是应该更加开放的使用，今后要不要常态化？这也是政府需要及早考虑的一个问题。
总结一下：第一，数字经济新一轮发力面临多方面的重要机遇，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很多机遇。第二，中国有发展数字经济的突出优势——人口多、国家大、产业技术好，有一批非常好的企业，在疫情中间又展示了它的数字技术的能力。所以数字经济对我们疫后的复苏、就业、消费的迭代、产业升级，对服务业、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对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都有非常显著的正向的影响。第三，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市场基础性的力量，政府和企业要各归其位——所谓其位，是数字时代的各自的位置，然后产生活力，促使我们数字经济能够健康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