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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时代财经 刘沐轩
自新冠疫情1月爆发以来，停工停产就对在华跨国企业的正常运营造成了极大影响，由此也引发了全球对于中国供应链中断的担忧。彼时，多家权威机构也建议这些跨国企业将全球产业链多元化，而不是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随着武汉在4月8日的“解封”，中国也迎来全面复工，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作用正在逐步向疫情前的水平恢复。
4月10日，日本政府提出一项总额108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日本政府将拿出约2400亿日元，帮助日本企业把设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的工厂撤回日本国内。
无独有偶，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同日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全额资助企业从中国回迁。
随后，有关这些跨国企业会否迁离中国的担忧被重新点燃。
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全额资助企业从中国回迁。（图源：彭博社报道截图）
除了日、美，德国政府也于4月8日修改了《对外贸易和支付法》，阻止遭受疫情打击的德国企业等被外资趁机收购，此举也被怀疑是主要针对中国。
对此，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杰在4月16日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表示，新冠疫情蔓延的背景下，欧美在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呼吁产业链迁出中国的声音能够理解。
但赵俊杰强调，产业链的转移绝非易事，需要从全球视角谋篇布局。“更何况部分西方政府权力有限，主要是政策引导，并不能强制性要求企业回迁。而从市场考虑的欧洲企业，其实难以离开中国经过三、四十年来建立起的完整产业链，因为现在的欧洲已经不具备适应这些企业生存的中低端产业链。”
医疗用品产业链或将转移
事实上，有关产业链转移的讨论由来已久。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在4月14日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表示，自中美贸易摩擦以来，虽然许多国家对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认知在发生改变，且新冠疫情加剧了这种讨论，但始终没人能给出产业链布局的完美答案。“有一点我能肯定的是，会有越来越多想要节约成本的企业将面临单一供应来源的挑战。”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图源：eurobiz.com）
其实，自2019年以来，已经有部分欧洲企业出现产业链转移的迹象。
据质量控制和供应链审计机构QIMA统计，2019年欧盟的纺织品和服装制造商增加了从罗马尼亚和葡萄牙的采购量。而受欧盟企业的委托，该机构于2019年在非洲和土耳其的质量管控和审计的业务也同比增长了40%。
那么，新冠疫情会引发欧洲新一轮的产业链转移吗？
对此，伍德克表示，疫情的影响确实在欧洲企业间引发了广泛讨论。“为了确保欧洲方面能轻松的获得足够的供给，我们一定要在更近的地方得到哪些产品？比如，疫情中最重要的医疗用品。”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成玉在4月16日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也表示，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医药及涉及卫生领域的产业在欧洲国家中的战略地位正在快速上升，相关国家的回迁之举也是出于战略安全、产业自主的考量。
事实上，在欧洲疫情的“震中”，无论是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还是英国，都面临着医疗物资的严重短缺。中国是全球医用口罩、防护服和呼吸机供应链上的重要一环，而这五个国家的累计确诊病例均已超过了中国。
其中以德国Dach公司为例，作为德国最主要的口罩制造商之一，Dach制造的口罩曾经在中国被公认为是“防霾神器”。该公司的德国总部只负责设计、仓库和物流部分，而中国工厂则主要负责原材料和生产，并将产品最终销往世界各地。
因此，在2月中国停工停产期间，Dach不得不暂时提高了德国及其他地区工厂的产能。
虽然在疫情停工的环境下，脆弱的中小企业似乎更容易跟着鼓励回迁的政策走。但赵俊杰认为，这种调整有可能是暂时的。
“回迁可能将仅限于生产线可以在短期内建立起来的产业，比如生产口罩的中小企业，但这也仅仅是疫情期间的紧急举措，因为在短期内产品会由政府买单。”但赵俊杰指出，从长期来看，企业仍要面对市场，欧洲劳动力成本过高，这种产业链回迁难以持续。
而对于大型跨国公司来说，技术优势带来的高产品附加值也使得其无需从中国回迁。
对此，伍德克预计，欧洲企业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的积极程度将低于日韩企业。“因为在欧洲，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占比更高，没有必要为了节约成本而过于频繁地调整布局。而这些企业留在中国，是因为市场就在这里。”
来自政策的风险
除了欧洲企业自身的意愿，欧洲各国政府的政策也深刻影响着产业链的变动。
赵俊杰对时代财经表示，中欧双边贸易规模巨大，欧盟更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欧洲在机电、汽车产业上强于中国，而中国则在普通制造业、IT和5G通信技术上强于欧洲，双方可以互补。
在此次疫情中，中欧双方先后因疫情而停工，对产业链和贸易都相互造成了影响。赵俊杰指出，中欧共度了患难，应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去思考。
但事实并非想象那样简单。
根据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和上海欧洲学会在4月10日共同发布的《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华政策报告（2019）》显示，由于欧美“跨大西洋关系”出现较大裂痕，2019年欧盟各国在对华政策上有着更为明显的独特性和自主性。
报告指出，2019年，法国的对华政策呈现出合作中寻求平衡的特征。在英国脱欧、德国领导力有所减弱的背景下，法国力图在欧盟对外政策中扮演牵头角色，试图以统一的欧洲声音应对中国的竞争。
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在关于新冠病毒经济影响的新闻发布会上。（图源：法新社）
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法国财政大臣勒梅尔早在3月9日就对法国国际电视台表示，“我们一定要减少对某些国家，尤其是对中国某些产品供应的依赖，并加强我们在战略价值链中的主权，例如汽车、航空航天和药品。”
与此同时，报告还认为，德国的对华政策呈现出合作与竞争并行的基本态势。
德国联邦内阁于4月8日修改了《对外贸易和支付法》，旨在阻止遭受疫情打击的德国企业等被外资趁机收购。
根据修改后的法案，只要企业提出预期损害就可阻止自身被欧盟以外的投资所收购，不再需要向德国联邦政府提供对公共安全构成实际威胁的证据。
除此之外，报告还指出，英国在正式脱欧后，中英将两国关系定位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发展势头总体积极。但报告认为，两国关系在呈现总体健康积极的同时，也面临着若干不确定性因素，可能会对关系的正常发展造成冲击。
而近日，由于英国疫情爆发，加上中国出口英国试剂盒全部不合格的谣言出现，据BBC报道，英国国内对因此“追责”中国的呼声也慢慢变得高。
对此，赵俊杰认为，近年来欧洲经济不景气、消费能力下滑和社会阶层分化等问题使得民粹主义兴起，提出针对中国政策的政客们，更可能是为了迎合民粹主义的选民。
“但与政客不同的是，企业会考虑市场。在这种环境下，欧洲的中小企业才比以往更加需要走出去寻找外部市场，而产业链回迁则需要几乎重建早已在几十年来被转移到其他几个国家的中低端产业链，代价巨大。”
除此之外，赵俊杰还指出，产业链回迁并不能很好地解决民粹主义者所关心的就业问题。“虽然中小企业占欧洲企业总数的99%以上，但它们绝大多数其实并不具备足够的资金实力和全球视野。”
因此，能够跨国的欧洲中小企业少之又少，而回迁到欧洲的中小企业又能增加多少就业呢？
欧盟在华企业：从最早停工到最快复工
疫情给欧盟在华企业确实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中国-欧盟商会在今年2月份对其1700多家成员企业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显示，几乎90％的受访企业表示受到疫情的影响为中等至较高，而约一半的受访企业计划降低年度业务目标。
与此同时，在收入损失方面，近一半的受访企业预测2020年上半年收入将出现10%左右的下降，而四分之一的受访企业预计会下降20％以上。
报告数据显示，受访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难以预测的政策、严格的隔离要求以及复工的广泛前提条件。
但这些挑战都只是暂时的，随着3月以来中国各地逐渐复工复产，中国-欧盟商会在4月14日指出，大多数欧盟在华企业都已几乎恢复正常。
欧盟在华企业收到来自山东省商务厅的口罩捐赠。（图源：中国-欧盟商会）
对此，杨成玉告诉时代财经，此前由于疫情，中国供应链暂时停滞，造成欧洲部分制造业中间产品和原材料供应短缺，主要影响到了高度依赖中国的汽车、机械等制造业和医药产业的原材料等。但如今由于中国已有效地控制住疫情并实现复工复产，供应链得到保障，欧洲国家部分产业的回迁需求也相应下降。
“从整体来看，欧洲企业主要出于降低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和扩大市场的需要选择在华投资，疫情期间，中国这些优势虽有所削弱，但也是暂时的。”杨成玉说。
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虽然一些产业此前因中国停工而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现在欧洲本土也因疫情停工，它们似乎受到了更大的影响。
以欧洲汽车产业为例，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UNDTAC）的研究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因为疫情造成的供应链断裂，预计2月份欧盟的汽车产业损失额达25亿美元，而在欧洲疫情愈发严重后，3月份汽车产业的损失额会更大。
中银证券在4月根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做了一份报告并估计，如果将汽车零部件消费纳入考虑，中国汽车部门总产出规模将占到全球的5%~6%。而其中，武汉作为中国四大乘用车基地，是汽配零件的“全球工厂”，2018年其汽车及零部件的产值可达4000亿元。
据路透社报道，大众集团董事会主席迪斯在当地时间3月17日财年会上表示，在疫情导致供应中断后，大众集团在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的工厂已经陆续停工。
“对于中国，我相当乐观，”迪斯表示，中国的生产制造工厂已经逐步恢复生产，今年大众在中国可能会是不错的一年，预计2020年大众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可能复苏。
不仅是被席迪斯看好，中国在疫情后的复苏是有目共睹的。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4月14日公布的中国3月进出口贸易数据，3月进口出口数据均出现回升，并好于预期。3月当月，以人民币计价出口总额为1.29万亿元，进口总额为1.16万亿元。
其中，进口方面，在肉类、食糖等进口增长的带动下，中国一季度消费品进口增长13%。而生产原材料方面，煤、原油、金属矿砂、集成电路的进口值一季度分别增长23.8%、8.3%、6.8%和13.1%。
前者反映了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后者反映了中国生产者的需求强劲，这为全球经济的疫后恢复提供了信心。
对此，FXTM富拓中国市场分析师刘敏认为，从中国的数据来看，本次疫情可以看作是社会运行的一次暂停，只要迅速阻断疫情的蔓延，经济仍有重启活力。
好消息还不止于此，疫情也对一部分产业带来了新的机遇。
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分会长安德烈在4月14日对时代财经透露，在部分领域，特别是建筑领域或清洁领域，例如生产帮助街道清洁的机器订单数等正在创造两位数的增长。“中国政府在经济中表现出良好的治国艺术，现状比欧盟在华企业所担忧的要乐观。”
但除此之外，安德烈也提醒道，由于中国的疫情防控措施逐渐转向严防境外流入，现在外国人签证成了新的问题。“专家无法返回中国，导致许多企业的新研究项目几乎还处于停滞状态。”
中国仍然是最佳选择
面对全球产业链转移，摩根士丹利在4月14日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疫情实际上会放慢这种趋势。
摩根士丹利认为，转移意味着新的投资，但在全球经济衰退的阴霾下，保留现金、减少投资才是企业的重中之重。
报告还发现，一些企业原本在疫情前计划在中国以外投资建厂，或在本国加大投入，但这些意向纷纷在疫情爆发后被延期。
如果欧洲产业链不出现回迁，也不打算依赖中国，会往何处去？
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法国外贸银行的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亚洲开发银行顾问埃雷罗曾于2月26日在日经亚洲评论上指出，拥有充足劳动力、充足后勤能力以及对中国依赖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将最有吸引力。他预测，墨西哥、土耳其和东欧国家等不久将忙于招待跨国公司的访问。
对欧洲而言，土耳其和东欧国家似乎是不错的选项。两者在地理位置上离欧洲更近，劳动力成本也相对较低。但赵俊杰强调，欧洲在经历了此前的难民潮后，可能不太愿意让产业链太靠近“中东火药桶”，
“欧盟长期以来都没有接纳土耳其作为成员国，其实也是基于相关的考虑，土耳其在宗教冲突和民族矛盾上的隐患比较多。”赵俊杰说。
对此，中国-欧盟商会沈阳分会长坎普福特也对时代财经表示，其他几个国家的整体商业环境对企业是否有利也是需要仔细考虑的一个问题。同时，对于企业员工及其家属而言，他们也需要一个良好的生活和受教育环境。
中美贸易摩擦使欧洲企业再次从葡萄牙采购服装。（图源：QIMA）
此外，赵俊杰还表示，即使作为欧洲的“后花园”，将产业链迁至东欧能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抑制民粹主义，但东欧毕竟还是欧洲的一部分，劳动力成本仍然比中国高，而且其基础设施已经落后于高速发展了几十年的中国。
因此，中国仍然是欧洲产业链布局的最佳选择。
对于欧洲企业来到中国的动机，杨成玉对时代财经表示，资源寻求型产业需要稳定的廉价资源，如欧洲的医药企业；市场寻求型产业被中国巨大潜在内需吸引，如汽车企业；而效率寻求型产业则是出于降低生产所带来的成本的需要。
对此，中国-欧盟商会南京分会长韦伯在4月14日也对时代财经明确表示，欧盟企业不会离开中国。“大多数商会成员企业的实际状况是，许多企业来到中国的理由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市场在中国，他们的产品已经针对中国市场做出了本地化改进。这些企业就算出于对供应链安全的考虑迁回国内，看起来似乎是更加独立自主了，但到了真的回迁时，它们就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了。”
与此同时，伍德克也指出，供应链安全只是企业需要讨论的一方面，产业链布局更主要的是市场需求，而这正是中国无可比拟的优势。“对于供应链布局另外的选项，比如土耳其来说，相比于中国的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的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当然会研究其他市场，比如我们一直对印度充满希望，但这同时也使得我们和中国联系得更紧密，比如为了开拓印度市场，我们可能会在广东先建立一个主要工厂。”伍德克说。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东南亚经济体本身也严重依赖中国。多个智库机构认为，将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地区的策略，对公司降低风险的最终目标的影响有限。
除此之外，全球在经历了新冠疫情的教训后，在产业链布局的其他选择上，也不得不将备选国家或地区处理类似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纳入考虑。
对此，伍德克指出，“必须要考虑的一点是，我们觉得更‘安全’的地方可能需要多久才能解决疫情的影响？现在，中国已经复工了，但是如果我们身在墨西哥，三、四个星期后可能都不存在复工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