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宪/文疫情暴发后，各国政府纷纷加大社会救助、经济刺激的力度，以保证民生和社会经济稳定。中国政府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进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并举，为社会救助、经济刺激，以及防控疫情和防治新冠肺炎提供尽可能充足的“粮草”。
面对一个超大的“黑天鹅”，这些措施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哪怕有些用力过猛也情有可原。但接下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赤字率（预计今年“两会”确定的赤字率将在4%-5%之间）、债务率超出警戒线，高企的债务（率）怎么办？
中国目前的债务水平、结构与特点
近日央行公布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的本外币贷款余额已达到165.97万亿元。贷款是社会各界最主要的负债，但并不是全部。我国社会各类主体的债务总额已超过290万亿元，是去年GDP总量的2.9倍。这296.12万亿的债务，谁的负债最多，其结构如何，请见下表。
注：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家庭部门债务为3月份数据，银行类金融机构债务为2月份数据，存款余额206.42万亿元暂未列入银行债务项目。
在我国各类负债来源中，以贷款和债券最为主要；负债主体则为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家庭。我国的政府负债，大多数都是来自政府发行且尚未偿还的债券，包括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
从央行公布的数据来看，3月份我国的政府债券余额为39.31万亿元，中央政府债券16.65万亿元左右，地方政府债券22.66万亿元。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的负债水平并不算高，不到GDP总量的40%。所以，政府不是我国负债最高的部门，但未来数月会有较快的增长。
我国的企业债务除了未偿还债券外，主要是来自金融机构的贷款。截止今年3月份，企业的债券余额为25.21万元，人民币贷款已超过100万亿元，达到102.31万亿元，还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8000亿元左右。此外，还有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这几类贷款加起来达到21.12万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也是企业债务之一，这部分的约为3.36万亿元。
因此，企业总债务余额达到了152.81万亿元，是我国GDP总量的1.5倍左右，超过我国总债务的50%。可见，我国欠债最多的主体是企（事）业单位。
我国的家庭债务基本来自金融机构的贷款。从央行公布的数据，3月份金融机构的家庭部门贷款余额为56.53万亿元左右，比企业债务要少很多，同时又高于政府债务。个人的贷款余额中，有近半是房贷。不过，家庭从金融机构的贷款只是其债务的一部分，还有来自民间信贷的债务。这部分债务就不好统计了。
除了以上三类主要的债务主体及它们的债务余额外，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债务主体，那就是银行类金融机构。如果不把存款看作是银行的债务，那么，银行的债务就主要来自于银行的金融债和向央行的借款。
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我国的金融债券余额为36.67万亿元，银行向央行的借款在10.8万亿元左右，加起来为47.47万亿元。如果要把存款也看成银行的债务，那就多了，我国的存款余额已达到206.42万亿元。
政府、企业和个人在银行的存款，本质上不是一种借贷关系。不过，有银行人士说，不一样的存款，属性还是有区别的。
在我国的债务结构中，债务余额最高的是企（事）业单位，其次为家庭部门债务，政府债务最低。不过，在中国有一个与政府债务有关的不能回避的问题，那就是政府对国有企业，尤其是融资平台公司债务的相关责任。
2015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明确，地方国有企业（包括融资平台公司）举借的债务依法不属于政府债务，其举借的债务由国有企业负责偿还，地方政府不承担偿还责任；地方政府作为出资人，在出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此前的问题怎么办，承担有限责任的详细情况又异常复杂，这些都正在实践中慢慢消化和解决。
美国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并将在未来逐步显现出来。目前可以明确的是：政府、企业和家庭部门将承受大量新增债务。飙涨的债务将长期影响政府和经济部门的运行方式，并给随后的经济扩张带来层层压力。
就像在2007年的次贷危机，到2008年演变为金融危机，再到2010年欧洲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以后，深刻分析了美国及全球经济状况的经济学家们，都不无忧虑地指出，无论下一次金融危机何时爆发，它都将与债务（率）高企有关。
那么，与美国相比，中国各主体债务及结构有什么特点？
据美国财政部去年公布的数据，2019财年，美国的国家债务新增1.2万亿美元，达到创纪录的22.72万亿美元，相当于本财年GDP的106.5%。2020年3月1日，美国的国家债务上升到23.69万亿美元。
此后，特朗普宣布2万亿美元的经济救助计划，以及失业保险等支出的增加，个人收入和企业利润下降导致的税收下降，美国政府债务在未来几个月将猛增。《福布斯》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如果加上中小企业、家族企业和其他未上市企业的债务，截至2019年9月底，美国企业债务总额为15.5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74%，超过了美国家庭未偿还债务13.95万亿美元。美国家庭债务中，住房抵押贷款占到家庭总债务的2/3，其次是学生贷款，占家庭总债务的11%。
由此可见，中国债务的特点是：第一，企业债务居首，占全部债务的51.6%，为GDP的1.5倍，高出美国（74%）的一倍。这一方面与中美金融结构的差异有关，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企业的债务水平，尤其是部分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大大超过银行的警戒线，甚至达到破产的水平。这是值得高度关注与化解的问题。
第二，政府债务占比最低，为13.08%，债务率（政府债务余额/GDP）40%，远低于60%警戒线的水平。与美国政府债务相当于GDP的近1.1倍，更是属于低水平。大家知道，美国政府的高负债是建立在美元主导世界货币体系基础上的，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借鉴和比较的。因此，在疫情空前严重地冲击经济的背景下，我国中央政府还有一定的举债空间，这是很难得的。
第三，家庭债务占全部债务近20%，占GDP已超过50%，已是一个不低的水平。近10多年以来，这块债务增长较快，尤其是其中的消费贷。同时，借贷人年轻化，风险集聚较快。
疫情后防范发生债务危机的具体建议
到目前为止，中国并不存在系统性债务风险，也就不存在爆发全局性债务危机的可能。但是，受疫情后政府财政收入、企业营业收入和个人收入下降的影响，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债务发生违约的可能性大幅度提升，进而产生非系统性债务风险，甚至引发区域性债务危机的可能性是存在。这是必须引起高度关注的。为此，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
首先，把钱用在刀刃上，以有限的资金保民生、保小微企业，进而保稳定。唯此，在疫情后，就有条件激发中国经济强大的内生动力，求得重回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正常轨道。
在现有的、可实施的多个政策选项中，首推社会救助政策。社会救助政策的政策目标是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这正是当下所迫切需要的。社会救助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
在正常的情况下，社会救助政策是国家和社会对由于各种原因陷入生存困境的公民，给予财物接济和生活扶助，以保障其最低生活需要的政策。在特殊情况下，如在当前遭受重大疫情冲击的情况下，社会救助政策中的“公民”，应包括企业公民，这里，企业主要指小微企业。除最低生活需要，还应包括最低生产需要。必须特别强调，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
社会救助运用精准“滴灌”的方法，用钱少、效果好、见效快；不同于货币政策的量化宽松和财政政策的政府举债，社会救助资金来自国家财政预算，属转移支付性质，不存在回收问题，故基本没有后遗症。
特别需要指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健康的，我们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是有信心的。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大批有发展潜力的小企业存活下来了，广大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的信心稳住了，疫情后中国经济的元气会很快得到恢复，并继续向着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前行。
第二，制度建设和深化改革。实施社会救助政策的资金来源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即通过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筹集资金。在既要常态化防控疫情，又要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情况下，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更需要强调政府过紧日子。实施社会救助政策和政府过紧日子，都涉及到制度建设和深化改革。
人们不难理解，在收入财产申报制度缺位的情况下，实施大范围的以现金津贴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救助，是有很大困难的。弄得不好，还会产生花钱反倒引起部分社会群体不满的问题。这也极可能是政府目前对实施家庭现金津贴的忧虑。
要解决上述两个问题，一是要加快建立收入财产申报制度。在房屋，股票、债券和银行账户等均已基本实名制的情况下，在信息技术手段可完全保障的前提下，推进建立收入财产申报制度应该，是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做到的。现在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窗口。二是要继续深化政府机构和职能转变的改革，同时，推出升级版的“八项规定”，进一步加大政府减少行政支出的力度，以提高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效果。
第三，当然是开源的问题。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同时，加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使经济活动的常态化，成为现阶段的主要矛盾。
今年第一季度，第二产业增加值下降9.6%，在三大产业中居于首位，是超出市场预期的。由此说明，在高复工率的背后，复产情况不尽如人意，根本原因是订单的急剧减少，尤其是疫情全球蔓延后，出口订单瞬间消失。
疫情对经济的最主要影响是活动限制，进而导致经济停摆。疫情防控常态化后，如果说制造业主要通过复工复产，逐步恢复生产秩序，那么，服务业就需要居民生活和机构活动常态化，才能得以实现。
推动各行各业复苏，加快发展以数字产业为支撑的在线新经济，改变企业的现金流状况，在它们营业收入和利润实现增长的前提下，使税收收入得到增长，就能够从根本上防范发生债务危机。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嘉华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