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财经》记者 王晓枫
编辑 | 郝洲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对全球人口健康和世界经济造成史无前例的破坏，目前全球感染病例已经超过200万，死亡病例超过14万，全球经济已出现衰退的信号。这种态势让新冠疫苗研发变得更迫切，疫苗也慢慢变得被认为是结束新冠疫情的唯一希望。但全球正在进行的疫苗研发进展如何，究竟需要多少疫苗才能有效覆盖全球？
在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CEO理查德·哈切特（Richard Hatchett）看来，这样大的全球流行可能会持续数年，各个国家可能会遭遇多轮疫情暴发，疫情得到控制后还会卷土重来。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在疫苗研发后数年内都能运作的公平的全球分配制度。这个体系需要资金、管理以及全球的支持和协作。CEPI是全球新冠疫苗研发的关键资助平台，包括美国Moderna公司正在研发的疫苗。
全球目前有数十款正在研发中的新冠疫苗，一些分析人士将之视为“疫苗竞赛”。然而，历史经验表明，疫苗从研发到后续生产每个方面都需要大量国际合作，而不是互相竞争。这种情况对于新冠疫苗来说更是如此，很多公共卫生专家都指出，在全球大流行这个事实下，疫情在任何一个国家得不到控制都会殃及全球，因此那种试图通过率先研发疫苗并独善其身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若要疫苗早日成功遏制新冠病毒，需要同时实现速度、规模和可及性三个目标，缺一不可。速度就是要尽快开发疫苗；规模指的是一旦疫苗成功研发出来，全球都有疫苗需求，所以要加大生产规模，能够很快地生产出数亿甚至几十亿支疫苗；可及性则是全球同时都需要疫苗，不管是富裕国家、中等收入国家还是贫穷国家，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
要实现这三个目标需要庞大的国际合作体系和全球产业链支持，不仅是研发，后两个环节也同样重要。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在近日举办的中国媒体新冠疫苗研讨会上指出，如果有了（新冠）疫苗的话你们可以想象，我们可能需要有10亿支以上的储备才有可能有相关的覆盖。现在人类历史上有过10亿支以上的单个疫苗只有一个，就是小儿麻痹症疫苗。整个疫苗的产量也是不够的，不仅对疫苗的研发，后续的量产、覆盖以及能够打到那些需要的人的身上都是有巨大的挑战。
这样的数据更应该让我们认识到新冠疫苗绝非是某个个体可以完成的庞大工程，如何实现大规模量产并扩大可及性决定着每个普通人是否有机会接种新冠疫苗。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GAVI）首席执行官塞斯·伯克利博士（Dr.Seth Berkley）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指出，对于新冠疫苗来说，一些最大的挑战将在疫苗研发后出现，我们应该确保生产商能够扩大生产，各国在提供疫苗时坚持公平原则，以便让最需要疫苗的人获得疫苗。
塞斯·伯克利
塞斯·伯克利曾被《时代》周刊评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100 人”之一。他所领导的GAVI成立于1999年，致力于通过筹集资金实现疫苗大规模量产并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可及性，是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等机构的重要合作伙伴。GAVI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在过去20年中使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取得巨大进步。例如，为期五年耗资7600万美元的乙肝疫苗接种项目使382万儿童免于感染乙肝病毒。
GAVI在新冠疫苗研发和交付的每个阶段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利用其支持开发关键疫苗（例如埃博拉疫苗）的经验，为确定优先候选疫苗创造最佳条件，并将重点放在扩大规模和公平使用权。GAVI开发了很多机制有助于降低疫苗成本，例如，预先市场承诺（AMC），这些预先采购的承诺使GAVI能采取激励措施，让产业界直接参与进来，大幅降低价格，GAVI的疫苗成本约为工业化国家疫苗成本的2%-5%。
对于备受关注的新冠疫苗研发时间，在伯克利看来，全面推动下，我们可能在18个月至两年时间内有一个新冠病毒疫苗，至少是一种可能用于应对疫情暴发的试验性疫苗，相比以往的疫苗开发周期，这将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疫苗研发出来后，分配过程中既要公平也要在量产不足的初期设置优先级，那么谁应该优先接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伯克利认为应该就此达成协议，他建议，最首要的是医疗工作者，其次是高危人群（如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最后是普通人群。据世卫组织估计，全球约有4500万有需要的医护工作者，这将是一个庞大的需求量。
作为疫苗国际合作的支持者与推广者，伯克利充分肯定世卫组织在推动新冠疫苗研发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因为世卫组织让全球科学家一起合作，把全球资源整合在一起，让大家的技能、知识动员在一起，这样才可以想出最有效战略，帮助这些国家开发疫苗。确保这些开发者有足够工具、资源、标准还有模型，这些对疫苗研发很重要。
可及性是实现全球范围内公平分配疫苗的关键，2009年H1N1甲流大流行时，一些富国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垄断疫苗资源。此次新冠疫情中，一名德国政府人士曾透露，特朗普政府被指有意花重金挖角德国制药企业CureVac，让他们专门为美国研制疫苗。后来，美国方面对此予以否认，并表示找到任何解决方案都将与全世界分享。
竞争还是合作，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伯克利在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举办的新冠疫苗研讨会上表示，在危机的时候国家领导人主要是考虑本国民众的需求，这当然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担心本国的问题。但科学是全球性的，制造是全球性的，解决疫情工作是全球性的。
伯克利因此不希望看到由一个所谓的中央权力机构控制这些科学界的贡献。他在接受《财经》记者正常采访时表示，希望新冠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无论哪国成功开发疫苗，都会得到推广，最好的候选疫苗为了世界的利益而前进。
《财经》：Moderna的mRNA新冠病毒疫苗mRNA-1273是最早启动第一期临床试验的新冠疫苗，你对于临床试验有何预期？
塞斯·伯克利：预测任何疫苗试验的结果都是不明智的，特别是在如此早期的开发阶段，而且其使用的疫苗技术还没有正真获得任何应对疾病的许可。Moderna公司技术前景广阔，尤其是考虑到新疫苗的生产速度。然而，疫苗开发失败率通常非常高，可以发生在开发疫苗的任何阶段。新冠疫苗开发需要一个广大的科学方法，即需要鼓励尽可能多的方法，从而产生少量安全和有效的候选疫苗。
《财经》：对于新冠疫苗何时问世，各方面有诸多说法，从3个月到3年、5年的说法都有。你认为我们最早能够何时成功研发新冠疫苗？
塞斯·伯克利：开发疫苗是一个耗时且需要大量资源的过程，从发现一种新方法来生产疫苗应对医疗需求缺口到疫苗获得执照实现商业用途通常需要15年。
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长短取决于开发新冠疫苗的技术类型以及生成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的速度。我们大家可以加快正常时间表，这是合理的，但这需要研究人员、开发人员、制造商和监管当局的重要合作。考虑到如今前所未有的数据共享和全球合作水平，全面推动下，我们可能在18个月至两年时间内获得一个新冠病毒疫苗，至少是一种可能用于应对疫情暴发的试验性疫苗。相比以往任何疫苗研发，这将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而且就目前正在试验中的方法而言，需要一些运气。以埃博拉病毒为例，2014年疫情发生时，尽管有一个存在希望的候选疫苗，但仍需要包括GAVI在内（负责制定预购承诺）的各方前所未有的协作才让该疫苗在5年内获得许可。
《财经》：正如你所言，疫苗从开发到上市耗费大量资源，那么开发新冠疫苗最大难点是什么？
塞斯·伯克利：一旦获得抗原，就需要先进行一系列研究，然后进行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和一系列监管研究，然后才能进入临床试验。能够直接进行适应性设计的临床试验以加速开发，但仍需要积累足够数据，包括剂量、安全性、功效（包括对不同组别，例如老年人、高危患者、儿童和孕妇）以及保护期限。一些最大的挑战将在疫苗研发后出现，我们应该确保生产商能够扩大生产，各国在提供疫苗时坚持公平原则，以便让最需要疫苗的人获得疫苗。
《财经》：《金融时报》文章指出新冠疫苗开发是一场价值20亿美元的竞赛，多国竞逐新冠疫苗，你如何看待这种“疫苗竞赛”的说法？
塞斯·伯克利：世卫组织网站上列出70多种候选疫苗，但实际数字可能已经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这很好，我们大家都希望每一个潜在的想法和技术都有助于找到一种安全有效的疫苗。然而，我们无法将140种疫苗投入后期开发并扩大规模，需要对少数有前途的产品做低监管，并采用多种方法。重要的是，在新产品研发和在扩大生产规模的相关决策过程中，可及性必须是一个基本的考虑因素。
《财经》：竞争与合作哪个会给新冠疫苗研发带来更多益处？
塞斯·伯克利：我们应该开发出世界上最好的想法，那就是竞争带来的益处，但接下来需要下调监管规则，以便一组最有前途的候选疫苗能够从世界任何地方通过适应性临床试验。一旦有效力，可以准备扩大生产，使全球拥有充足的疫苗供应。需要全球目标产品概况，就衡量标准达成一致以选择潜在候选对象。
我们在紧急情况中所面临的挑战之一是一开始就有巨大的利益前景，投入了大量资金和努力。至关重要的是，这些资金要尽可能有效地进行投资。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根据有效性和公平可及性确定最有希望的疫苗，并尽快将它们投入生产。为了确保新冠疫苗能够提供给任何需要的人，现在必须达成国际协议。我们大家都知道各国政府承受巨大压力，需要采取措施缓解疫情，但新冠病毒无国界，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一个全球解决方案。
GAVI应对埃博拉病毒的经验是一个很好的疫苗国际合作案例，说明国际合作发挥的巨大作用。在发现这种病毒初期，人们对它很感兴趣。开发了几种疫苗，并在2014年-2015年疫情来袭时重新审查候选疫苗，迅速进入临床试验。与此同时，GAVI向疫苗制造商发出明确信号，承诺提供3亿美元资金，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采购第一代疫苗，为2014年-2016年的疫情批准使用埃博拉疫苗，并为2016年-2020年全球储存第一代疫苗。这种支持有助于鼓励卫生机构和制造商投资加速开发候选疫苗并开始高级阶段试验。由于这一预先购买承诺，各国在发生疫情时可获得rVSV-ZEBOV疫苗的临床剂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上次暴发埃博拉疫情期间广泛使用的正是这些疫苗。
全球对新冠病毒疫苗的商业需求将会很大，因此这将是一次不同的经历，需要在许多方面开展全球合作，如扩大生产，鼓励生产商为每个人生产足够的疫苗，管理库存以确保每个人的需求得到满足。值得一提的是，在1月初，中国已经向世界公布了一系列病毒基因组序列，这对于在全球范围内开发特定的诊断测试以及启动潜在的疫苗和治疗方案等重要工作至关重要。疫苗可能需要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供应商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应该把它们视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并确保任何候选产品——无论是来自中国、美国还是澳大利亚——一旦获得成功，它就会得到推广。我们应该视这一生态系统为全球生态系统，最好的候选疫苗为了世界的利益而前进。
《财经》：据悉，2009年H1N1甲流大流行时，一些富国签订合同垄断疫苗，你认为新冠疫苗会重蹈覆辙吗？如何确保不发达国家也可以享有疫苗？
塞斯·伯克利：这就是为什么在开发疫苗之前，我们应该商定全球可及性协议。这已在20国集团会议上讨论过，但重要的是提早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对我来说，有两个坐标轴。公共卫生需要——如果在世界任何地方出现失控的疫情，它不仅会威胁这些国家，而且还会威胁世界其他地区，成为可能传播到其他几个国家的病毒库。然后还需要就优先使用达成某种协议，即最首要的是医疗工作者，其次是高危人群（如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最后是普通人群。
GAVI在这其中发挥的作用将是从开发、生产到分销去塑造疫苗市场，使市场有公平的规模准入。GAVI正在与世卫组织领导下的伙伴合作，帮助选择和加速候选疫苗，并确保它们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做管理。这项工作将建立在GAVI塑造疫苗市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这这中间还包括——通过扩大疫苗供应商数量来改善市场健康度；借鉴肺炎球菌疫苗案例，通过预先市场承诺，即向那些为发展中国家开发疫苗的生产商预先承诺奖励金，挽救70万儿童生命；通过提前购买承诺加快许可证发放并在四年时间内推出第一批埃博拉疫苗；还要管理库存以防疫情再次暴发。中国在其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稳步增长的疫苗制造业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供应商，这包括GAVI采购的中国生物科技集团研制的应对日本脑炎疫苗。
《财经》：新冠病毒大流行为疫苗研发体系带来哪些经验教训？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改善全球的流行病预防?
塞斯·伯克利：新冠疫情提醒人们，传染病是无国界的，必须为出现进化的新病原体的必然性做好准备。在卫生系统较弱的国家，此类暴发可能在国界内外产生更大的破坏性影响。做好准备和强调及早发现的重要性再怎么说都不过分，即投资建设强大的初级卫生保健和免疫系统是抵御全球卫生安全威胁的第一道防线。
我们已看到这种影响。迄今为止，低收入国家已推迟了14次由GAVI支持的针对脊髓灰质炎、麻疹、霍乱、人乳头瘤病毒、黄热病和脑膜炎的疫苗接种计划，并推迟了4次全国性疫苗引进。这些措施本可以使1350多万人获得免疫，错过疫苗接种的人数可能还会大幅上升，因为我们预计，在未来几个月里，原计划的疫苗接种将有很大一部分被推迟，常规免疫接种计划也将受到严重影响，因为工作人员将被重新部署，社区也将出现人员疏离。
强大的常规免疫接种可确保人们免受传染病蔓延传染，并且通过将人们与卫生服务联系起来及早发现新型威胁。常规免疫接种还意味着存在供应链、训练有素的卫生工作者、数据系统，至关重要的是疾病检测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基本实验室测试的存在。所有这些都对应对疫情和建设适应性强的卫生系统至关重要。
除了常规免疫接种，采购疫苗储备是全球流行病防备的另一个重要方面。GAVI为霍乱、黄热病、脑膜炎球菌病和埃博拉病毒的应急疫苗储备提供资金，以确保一旦疫情发生，迅速部署疫苗，保护受影响社区并限制传播。这些紧急储备是最后的保险政策，保证在需要时始终能够迅速提供疫苗，不仅使直接受影响的国家受益，而且使全球社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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