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袁隆平：稻田中，等候禾下乘凉
本报记者/郑丹
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袁隆平还是走了，享年91岁。
生前的荣誉不足以形容他的贡献，在大众眼里，他不仅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最有力量的记忆是，他是杂交水稻领域的开创人，解决了十几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是“杂交水稻之父”。
但他更愿意称自己为普通的农民，始终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
在2018年未来科学大奖典礼上，88岁高龄的袁隆平在台上颤巍巍地说，他还有两个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还有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他说，他曾梦见试验田里的超级杂交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有扫帚那么大，谷粒有花生米那么大，他和助手坐在瀑布般的稻穗下乘凉。
他曾向公众提起很多次自己的心愿：发展杂交水稻，造福全球人民。
颠沛流离的童年
从童年开始，袁隆平就在战乱中颠沛流离。
虽祖籍江西，却出生在北平的北大协和医院。1930年9月7日，袁隆平由被尊称为“万婴之母”的妇产科医生林巧稚接生。当天，还没来得及想好名字，就先在出生登记材料上写下了“袁小孩”。
因属隆字辈，又出生在北平，父亲袁兴烈为孩子取名“隆平”。袁隆平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小名“二毛”。家中兄弟几人，基本都是按照出生地点取名，例如老大隆津在天津出生，老三隆赣在江西出生，老四隆德在德安出生，老五隆湘在湖南出生。
袁隆平弟兄的名字，正是抗日战争时期，袁家颠沛流离的历史写照。
日军越过长城，开始对北平发起进攻，为了躲避战乱，袁兴烈领着一家人坐车离开北平，经过天津，辗转到江西赣州、德安一带生活。为谋生计，袁隆平母亲华静到德安县高等小学当老师。
袁隆平生性调皮，曾经看到祖母的水烟袋“咕噜咕噜”地冒泡，出于好奇，趁没人吸一口，呛到后一撒手，摔坏了水烟袋，被祖母拿着烟管敲脑壳。因为不用心学字，还被祖父打过小手心。
那时候，袁隆平会跟着做老师的母亲念英文，“This book”“How are you”等词句熟记于心。袁隆平回忆，后来上学，自己的英语水平可以达到从来不用复习，也能拿高分。
1936年，袁隆平一家迁居湖北汉口，父亲袁兴烈到汉口铁路局工作，袁隆平进入汉口扶轮小学读书；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袁兴烈自掏腰包，给西北军送军火和大刀，直到1938年武汉失守，袁家再次动身，从汉口乘坐一只木船沿水路逃亡至湖南桃源县避难。
在桃源县安家之后，袁兴烈找了份工作养家糊口，袁隆平到镇子里的弘毅小学借读。原本以为风平浪静了，却还是遭到日军空袭。在这里，小隆平亲历了日本飞机轰炸，亲眼看到火光冲天、尸横遍野的悲惨场景。
1939年春，袁家从桃源县起身，走水路前往重庆。这一年的除夕，一家人是在停靠于湖北宜昌江边上的小木船上度过的。路途中，船边的小隆平没坐稳，掉进冰冷的江中，被一个老纤夫所救，自此，袁隆平决定学习游泳，在之后的数十年，游泳成为他最爱的运动。
所幸，袁家的人生在重庆迎来了转折，袁兴烈被委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上校秘书，一家人随之搬迁到了嘉陵江南岸的周家湾狮子口龙门浩街27号。袁隆平和弟弟就近在龙门浩小学就读。
为了防备日军轰炸，袁隆平和同学时常躲在学校后的防空洞。那段时间经历的“五三”“五四”大轰炸、目睹布满江边沙滩上几百具血肉模糊的尸体，让袁隆平一想起来就心里发紧。这些经历，使他从小就懂得了一个道理：“弱肉强食。要想不受别人欺辱，我们中国必须强大起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袁家迁回武汉汉口，又辗转定居在南京，直到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袁隆平又乘坐最后一趟火车离开南京，举家回到重庆。
同年9月，19岁的袁隆平踏进了相辉学院农学系的大门。“农业是第一志愿，学农有个好处，它的数学少，只需要搞方差分析，说是统计学方面有一点数学，其他没有。”数学，一直都是袁隆平的短板。到晚年时，再提起数学，他依然头疼，有点耍小脾气。“那时没有计算器，都用毛算或是算盘打，讨厌死了，都是些数学。”
但实际上，袁隆平选择农学最主要的原因，缘于从小产生的兴趣。他记得，一年级时，老师带大家郊游，参观一个园艺场，园子里花团锦簇，有粉茸的桃子、水灵的葡萄。结合当时美国黑白电影《摩登时代》里的一段镜头——伸手就能吃到窗外的水果，奶牛来了，可以接一杯牛奶喝的惬意生活，让袁隆平对田园之美、农艺之乐十分向往。
袁隆平回忆：“从那时起我就想长大以后一定学农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愿望更加强烈，学农就变成了我的人生志向。”
研究初期的弯路
1950年，在全国高等学院的调整中，相辉学院和四川大学、云南大学的农学合并成立西南农业大学。袁隆平成为西南农业大学遗传制种专业学生。
毕业后，袁隆平顺应学校号召，分配到湖南省农林厅（今湖南省农业厅）授课。这是一处群山环绕，地处偏远的地方，在这里，袁隆平开始了18年的教学生涯。他上课认真，也不讲究，用袖子擦粉笔字，和学生打成一片，成了安江农校最受学生们欢迎的老师之一。
1956年，为响应党中央向全国科研战线的工作者发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已经26岁的袁隆平决定带着学生，尝试研制新的、高产的农作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生物学家米丘林、学森科“无性杂交”的理论在中国相当盛行，袁隆平也开始按照“无性杂交”的理论，做粮食方面的研究。所谓“无性杂交”，就是使两个亲本的原生质体，融合成为一个，具双亲遗传物质的杂种细胞，并在人工培养下，通过嫁接和胚胎等手段，使两个遗传性质不同的物种，进行可塑性的杂交方法。
他想到通过红薯实验，先将在晚上绽放的月光花嫁接到红薯秧上，尝试通过月光花增强光合作用，使红薯的淀粉增多，达到增产的目的。为了让薯秧更快结籽，袁隆平将床单、被单用墨汁涂黑，充当为红薯遮光的屏障。
随后，袁隆平又进行了将番茄嫁接在马铃薯秧苗上，希望上面长出番茄，下面是马铃薯，又把西瓜嫁接到南瓜上，但效果并不理想。倒是经过月光花嫁接的红薯，到采收时，红薯的体形整体较硕大，最大的达到17.5斤，随后，这个“红薯王”被全国业内专家讨论，袁隆平的名字也经常出现在国内报纸的不同版面。袁隆平自己很开心，认为增加粮食产量的方法已经被自己找到了。
第二年，袁隆平按照“无性杂交”技术将此前研究获得的种子播种后，却发现优良变异并没有遗传下来。三年内的尝试全部失败，无一例外。他开始怀疑，“无性杂交”技术并不能改变植物的遗传性。
1957年，袁隆平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消息：DNA的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表明现代遗传学已经进入了分子水平。对应的，中国“鼓吹”的“无性杂交”不仅落后，还不科学。他称自己是迷途的羔羊，信奉了很多年，误导了很多年。“幸亏我醒得早，没拴死在一棵树上。”
也是在1960年前后，国家遭遇三年困难时期，袁隆平深深地被饥饿带来的灾难震撼。“我至少亲眼看见5个人倒在路边、田埂边和桥底下，真的是路有饿殍！那种凄惨的场景对我有很大的刺激，让我深切体会了什么叫作‘民以食为天’，深切感受到了粮食的重要性。”
“没有粮食太可怕了！没有粮食，什么都谈不上，什么事情都干不成！粮食是生存的基本条件、战略物资。这对我触动很大，心灵受到震撼！”袁隆平感叹，自己也是那时候中断了游泳。“吃不饱饭，没有能量，你怎么游得动呢？”
初创人工杂交水稻
功夫不负有心人，袁隆平的农学研究路迎来了曙光。
1961年7月，袁隆平在农校试验田中意外发现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它形态特殊，穗子大、籽粒饱满，10多个有8寸长的稻穗向下垂着，像瀑布一样。他如获至宝，挑了一穗，数一数籽粒，一共230粒。
按照袁隆平的推算，这些籽粒如果用来做种子，水稻产量就会上千斤。随后，他将这株水稻的稻穗播种到创业试验田里，观察、施肥、灌水、除草，一步步细心培育。但等到来年春天，稻田却高低不齐，并没有都像第一株的样子。
袁隆平大失所望，坐在田埂上，灰心丧气，而他脑中突然闪出一个灵感：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纯系品种是不会分离的，这种参差不齐，是不是就是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上所说的分离现象呢？
袁隆平经过统计计算确定，一年前选择的优良水稻是天然的杂交稻，由此推测，如果用人工杂交的办法，是不是可以培育高产的杂交稻？袁隆平有了培育杂交水稻的念头。
通过请教专家、查阅资料，袁隆平知道了，杂交玉米、杂交高粱的研究是从天然的雄性不育株开始的。1964年7月5日，他在试验稻田中找到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经人工授粉，结出了数百粒第一代雄性不育株种子。
此后两年时间内，成功培育“雄性不育系”，于1966年2月28日，终于发表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刊登在中国科学院主编的《科学通报》半月刊第17卷第4期上，引起国家层面高度重视。
同年5月，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同志，以科委九局名义，致函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明确指出这项研究意义重大，表示支持袁隆平的水稻雄性不育研究活动。
1967年4月，袁隆平起草“安江农校水稻雄性不孕系选育计划”，呈报省科委与黔阳地区科委。6月，由袁隆平、李必湖、尹华奇组成的黔阳地区农校（安江农校改名）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正式成立。
袁隆平的学生冯克珊和助手李必湖在海南岛三亚农场寻找野生稻，挖回了1株雄花异常、花药细瘦没开裂的稻穗。这种水稻一大丛匍匐着，穗粒又小又少，一碰就掉，看起来就像野草。当时，在北京请教专家的袁隆平听闻后，火速赶回三亚。通过镜检，确认是一株花粉败育的野生稻，当即命名为“野败”。
这株被取名“野败”的野生稻，后来成了所有杂交稻的母本。
据说，为了争谁先发现“野败”的功劳，李必湖与冯克珊后来发生争执，袁隆平花了好长时间调和，最后出面将历史课本中的“李必湖发现了‘野败’”改成了“冯克珊带路，李必湖发现了‘野败’”。
1971年初，国家科委和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成立杂交稻研究协作组。袁隆平调省农业科学院杂交稻研究协作组工作。在用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上万次回交转育后，湖南组和江西组、福建组都培育出了几个优良的不育系和保持系。两年后，袁隆平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雄性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已经配套。
1974年，袁隆平育成中国第一个强优势组合“南优2号”，经试验种植，两季水稻产量都比常规水稻增产30%以上；随后，他又设计了父本与母本分垄间种的栽培模式，还创造出用竹竿“赶花粉”的土办法，将种子产量从亩产5.5公斤提高到40公斤以上；1976年，全国大面积试种208万亩杂交水稻，增产20%以上。
1977年，袁隆平根据成功的经验，摸索总结制种技术，发表了《杂交水稻培育的实践和理论》与《杂交水稻制种与高产的关键技术》两篇重要论文。到了1998年，全国有一半的稻田都在栽种杂交稻。
1981年6月，袁隆平满脸沧桑，弓着腰出现在北京的领奖台上，那是我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特等发明奖。
步履不停
“母亲对我的教育影响了我一辈子。尤其在做人方面，她教导我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她总说，你要博爱，要诚实。”袁隆平在口述自传中表示。的确，他做到了。
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袁隆平和他的团队通过开办杂交水稻技术培训国际班，已经为近8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14000多名杂交水稻的技术人才。全球至少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杂交水稻的大面积种植，每年种植面积达到了700万公顷，普遍比当地水稻增产20%以上。
自从初次尝试培育杂交水稻取得成功后，袁隆平就从来没有停过。
1986年，袁隆平提出了杂交水稻新的育种战略，为中国已取得三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开发成功后开展杂交水稻新探索指明了方向；次年，袁隆平团队经过试验为杂交水稻从“三系法”过渡到“两系法”开拓了新局面。
1987年，国家“863”计划将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立为专题，袁隆平组成了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开展全国性的协作攻关。历经九年的艰苦攻关，1995年两系法杂交水稻取得了成功，一般比同熟期的三系杂交稻增产5%～10%，且米质一般都较好，得到大力推广。
1997年，袁隆平又开始了“中国超级杂交水稻”研究。这道世界级难题的挑战，被2000年第一期亩产700公斤的理想成绩证明，已经攻克。这意味着，新的品种比已有高产杂交稻每亩再增产50公斤左右。
此后，袁隆平不断定下新的超级杂交水稻目标，不断突破。自2001年开始试验第二代超级杂交稻，2004年，实现亩产800公斤、米质优良，到2013年9月29日，第四期超级杂交稻实现百亩平均亩产达988.1公斤，创世界纪录。
华南双季稻年亩产3000斤绿色高效模式攻关项目，2016年7月20日，测得早稻平均亩产832.1公斤，2016年11月19日，测得晚稻平均亩产705.68公斤（干谷），两次实割产量，实现双季超级稻年亩产1537.78公斤，创双季稻产量世界纪录。
2018年5月22日，位于三亚水稻国家公园的有机覆膜直播试验示范田进行测产验收，测得亩产1065.3公斤，创下海南省水稻单产历史最高纪录；同年10月，袁隆平团队培育的超级杂交稻品种“湘两优900（超优千号）”再创亩产纪录：经第三方专家测产，该品种的水稻在试验田内亩产1203.36公斤。
2019年，近90岁的袁隆平即使已经卸任，还是以研究员的身份在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继续指导水稻科研工作。有记者听闻水稻产量在不断提高，问他：“你希望它高产到什么份上？”袁隆平回复：“这个是没有尽头的。不封顶，不封顶。”
对于这位和杂交水稻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科学家来说，他要不断向上冲刺，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还有另外一个“禾下乘凉梦”。他说，曾梦见试验田里的超级杂交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有扫帚那么大，谷粒有花生米那么大，他和助手坐在瀑布般的稻穗下乘凉。
“他是个伟大的人物，属于杂交稻的开国元勋。”在同事的眼里，因为袁隆平专业的技术、威望以及话语权，让杂交水稻中心的资金扶持和实力都好许多。“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中心没有人能接他的班。”
然而，他还是停在了2021年5月22日。这一天，全国各地媒体发文悼念；网友写下悼词：“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长沙街头市民自发在车上别花，雨中送别，路人齐声高呼“袁爷爷，一路走好”，一遍又一遍。
责任编辑：王婷
原标题：袁隆平稻田中等候禾下乘凉
